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和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逐渐改变了中日战争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对日反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预言，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平衡的状态，对日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

   发动局部反攻

   1943年2月，苏联红军胜利结束斯大林格勒战役，此役共歼灭德军150万人，这个重大胜利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美军于同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战中歼灭日军2.4万余人，迫使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防御。7月，英、美联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意大利法西斯被迫于9月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从此瓦解。9月，中、美、英军在缅甸也开始反攻。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强调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声明三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反法西斯战争文献》，16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这说明，盟国虽仍坚持先欧后亚，但对日作战更加重视起来。在中国战场，由于中国军民的长期艰苦抗战，侵华日军受到巨大消耗，也开始陷于被动地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转折的时期，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严重困难，走过了中国抗日战争漫长的相持阶段，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敌后战场聚积了46.9万多军队和100多万民兵、几千万自卫军，仅主力军就达147个团。这些部队虽长期执行游击战争任务，但它们是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正规部队或部分红军骨干发展起来的，经由长期战争锻炼，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已逐步上升为正规军，具备了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的基本条件。

   1943年秋，敌后战场的斗争焦点转到日伪军控制区。同年8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第129师先后发动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同年冬，山东军区部队一打伪军刘桂棠，二打伪军李亚藩，三打伪军吴化文。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几次进攻战役，揭开了敌后战场反攻的序幕，成为局部反攻的前奏曲。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根本改变，我军还不能在敌后全面制止敌人的进攻，仍须分遣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粉碎日伪军那些“抓一把就走”的“扫荡”；同时敌人也无力阻止我军的进攻，抗日武装可以在局部地区集中主力，进攻城镇据点，大量歼灭日伪军，使敌占区变成解放区。因此，进攻作战与反“扫荡”作战交替进行，集中兵力作战与分散的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外线出击与内线反攻相结合，成为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一个鲜明特点。

   第一，出击外线，开辟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

   1944年，美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同时，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发起越岛进攻，切断了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并向日本本土推进，从中国大陆起飞的美国飞机也不断轰炸日本本土及其在中国台湾的军事设施。

   日本为救援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孤军，摧毁位于中国境内的美空军基地，从国内及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抽调51万兵力向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发动“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以及浙东作战。

   这次作战波及10多个省，除安徽、江西、贵州3省失地因日军退出被国民党军收复外，其余7省中包括郑州、洛阳、许昌、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温州、福州等大中城市在内的149个县市沦入敌手，沦陷国土2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450万。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全国人民及美、英等国无不感到震惊和失望。

   国民党军的大溃败使得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重任更大程度地落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肩上。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945页。在中共中央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部署下，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7月，冀鲁豫军区增派部队南下豫东，会同当地武装在新黄河东西地区建立了8个抗日县政权，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从7月底开始先后派出5批部队开辟豫南，挺进豫中，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阳间建立了7个抗日县政权，开辟东西宽70余公里、南北长达近百公里的抗日根据地。8月中旬，新四军第4师主力从淮北西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打退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进攻，建立了第2专署和8个抗日县政权，基本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在恢复豫皖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自9月初起，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及陕甘宁边区相继派部队进入豫西，在嵩山、箕山地区和新安、渑池地区建立了20个县、300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发展河南，打通中原的战略任务。

   中共中央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扩大对日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决定八路军第359旅分批南下湘粤边，配合东江纵队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11月9日，第359旅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两渡黄河，三越铁路封锁线，1945年1月在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随后南渡长江，转战湘鄂赣边，并一直打到广东南雄县百顺地区。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派新四军主力一部南下，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为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创造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新四军第1师先后派两批部队共6个团从苏中渡长江南下，与在苏南和浙东的新四军会合，开辟了拥有10个县、100多万人口的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

   第二，展开内线反攻，猛烈扩大解放区。

   日军抽调兵力打通大陆交通作战，其后方守备兵力相对减少，为在内线反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944年，各解放区连续在内线发动攻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山东军区发动春夏秋冬四季攻势，共作战3500多次，毙伤日伪军2.27万余人，俘日伪军3.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1.1万余人，攻克利津、沂水、乐陵、临邑、南皮、文登、荣城、莒县、栖霞等9座县城，拔除和逼退据点、碉堡1200多个，解放国土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并粉碎日伪军对滨海、渤海区的“扫荡”，使渤海、胶东、鲁中、滨海、鲁南5块抗日根据地在巩固中得到发展。晋察冀军区发动春夏秋季攻势，共作战4100余次，毙伤日伪军2.3万余人，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反正共2万余人，攻克肃宁、武强两座县城，攻入安新、赵县、深泽、安平、献县、饶阳等县城，一度攻占任丘，袭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共拔除据点、碉堡1700多个，解放人口750余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冀中区。晋绥军区发动春夏秋季攻势，共作战1300多次，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俘日伪军1400余人，攻克据点100多个，解放村庄3100多个、人口40余万，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绥西、绥南地区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晋冀鲁豫边各军区发动春夏秋季攻势，共作战1万多次，毙伤日伪军3.1万余人，俘日伪军3.7万余人，争取伪军投诚、反正7500余人，攻克朝城、榆社、沁水、林县、内黄、丘县、清丰、濮阳、莘县、寿张、清河等11座县城，解放国土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不仅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而且扩大到豫北的济源、垣曲地区，为进军豫西创造了条件。

   新四军各军区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发动春夏秋季攻势，并粉碎日伪军千人以上的“扫荡”40余次，共进行大小战斗1700余次，歼灭日伪军4.8万余人，争取伪军1800余人反正，攻入盱眙、定远、长兴、溧水、溧阳等县城，攻克据点1300多个，解放国土7400平方公里、人口160多万，大大改善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华南抗日游击队乘华南日军主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之机，在东江两岸和海南岛发动攻势，攻入顺德，一度攻克台山、清远县城，逼近广州市郊，出没于香港九龙地区。

   1944年的对敌斗争，由于在内线和外线同时反攻，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实行先打根据地所包围之敌据点，再向根据地边缘推进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指导原则，解放区军民不仅攻克了许多残留于根据地内和根据地边缘的敌军据点，而且将进攻目标扩及到敌纵深守备薄弱的城镇与交通线。全年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2座，使解放区面积扩大到61.9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200万，主力部队发展到65万，连同地方武装共77.9万余人，民兵达到168.5万余人，大大增强了反攻力量。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指出，全国“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求开展更大规模的反攻作战，“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从1945年春开始的反攻作战，由于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指挥日趋统一，打击重点进一步集中，作战规模逐渐扩大，因而战果辉煌。八路军山东军区以胶济路东段为重点，对荣子恒、赵保原、张景月、厉文礼、张步云等大股伪军发动讨伐战役，共攻克县城11座；晋察冀军区先后发动任河、文新、安饶、雁北、察南、热辽、子牙河、大清河等战役，攻克县城15座；晋冀鲁豫边各军区分别发动道清、豫北、南乐、安阳、东平、阳谷等战役，攻克县城28座；晋绥军区对离（石）岚（县）、五（寨）三（岔堡）、忻（县）静（乐）、神（池）义（井）等公路及沿线发动攻势，攻克县城3座。新四军苏北军区发动3个月战役攻势和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收复灌河以北广大地区；苏中军区攻克高邮、兴化地区和淮安西南许多据点；淮北军区发动宿南、睢宁战役，攻克泗阳、睢宁县城；淮南军区攻克旧县、金沟、黎城等一批据点；鄂豫皖湘赣军区发动白兆山、四望山战役，恢复了这两块根据地；皖江军区沿长江北向西发动攻势，打通了与鄂东根据地的联系。华南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向粤北发动攻势，开辟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珠江纵队在珠江三角洲攻克村庄400多个，扩大了五岭山根据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进军廉江以西地区，开辟了拥有10万人的游击区；琼崖纵队主力挺进白沙，攻克白沙县城，创建了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驻扎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教导旅为协同苏联红军向中国东北进军，加强临战训练并制定了配合苏军作战的行动计划。7月底，教导旅派出数百名指战员空降到牡丹江、盘石、海拉尔、赤峰、长春、满洲里等18个地区，执行侦察日军火力点，袭击日伪后方机关等任务。

   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县城60多座，收复国土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900多万，进一步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主要交通线和沿海地区。至8月初，解放区面积达86.4万余平方公里，占关内沦陷区的80％，人口1亿多，占关内沦陷区的57％，军队发展到93万余人，民兵扩大到220多万人，拥有长短枪42万多枝、轻重机枪1万余挺、各种炮700多门、掷弹筒3000多具。这就为展开全面反攻，打下了胜利基础。

   在反攻中整训军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多次进行过军事政治整训。在进入局部反攻并取得巨大胜利之际，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准备全面反攻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全军性大规模整训。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要求“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262页。。指示对整训的时间、内容和练兵方法，以及要达到的目的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尤其强调训练干部和班以下骨干。

   7月20日，新华社全文广播了第358旅旅长张宗逊的《冬季练兵工作总结报告》，以供各部队参考。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4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总结报告中“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能，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4大基本技术练好。团级干部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可由军部办训练队，学习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5大项，以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和指挥艺术。10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军事，进行大练兵，要求在冬季4个月内至少整训主力军60％、游击队30％和轮训全部民兵。同月14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要求在作全面反攻准备中，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认真练兵。

   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机关都在深入学习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决定，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各自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军政整训计划，对整训内容、重点、方法、步骤都作了安排。在整训全面展开前，各军区一般是先训练一批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及武工队，以便坚持对敌斗争，掩护其他部队分批整训。整训中，多数部队首先进行政治整训，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开展军事整训。为训练干部和骨干，各军区充分发挥抗大分校、随营学校和各级训练队的作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1943年冬季先行开展练兵运动，接到中央指示后又重新部署了1944年冬季的练兵工作。晋绥分局作了《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的决定》，军区成立练兵团，分区成立练兵营，整训主力军。山东军区1944年秋季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讨论部署了整军工作，要求在1年内按先主力后地方的顺序进行3至4个月的整训。华中局和新四军对整军作出具体部署，规定从1944年冬至1945年3月开展整训。

   全军的大规模整训工作，从10月开始陆续展开。

   政治整训是以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报告为指针来改造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谭政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由谭政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又一个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通知全党全军将此报告作为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党中央所以在整训指示中强调，军队政治工作除必须保证整训任务的完成外，根据古田会议和谭政报告作一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整训开始后，许多部队组织各类各级干部，联系部队实际，再次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报告，对部队政治工作现状进行检查，既肯定成绩，又严肃批评了某些轻视或忽视政治工作和不愿做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政治工作状况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动员管理教育方面存在缺点错误，存在军阀主义作风的干部在连队民主大会上做检查，接受干部战士的批评，同时也启发有缺点错误的战士做自我检查，以克服部队中的不良倾向。有的部队还以团为单位召开干部反省会，研究战士提出的意见，制定改进措施。民主大会后，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拥政爱民教育和开展尊干爱兵活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士兵拥护干部，使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增强，部队更加巩固。

   军事整训主要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政治整训结束后，迅速进行军事整训，掀起以投弹、射击、刺杀和土工作业等技术练兵为主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在练兵中，改变由机关、教员包办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实行能者为师，采取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等群众性练兵方法和开展竞赛活动，介绍典型经验，表彰练兵模范等方式，把群众性的练兵推向高潮。1944年9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表彰大练兵中的积极分子，推广他们的经验，在延安召开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贺龙司令员在开幕式上，称赞这样的会是个创举。9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在延安的全体模范者学习代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的负责同志，以及在延安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到会欢迎代表，并相继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们开这个会，是代表我们根据地的八千六百万人民和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开的。”朱德在讲话中号召全军加紧练兵，“使部队造成最模范的队伍，使八路军、新四军更坚强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开饭时，毛、朱、刘、周、彭等分散到代表席上陪餐，还亲切地询问练兵和前方作战情况，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在延安召开的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介绍和赞誉了警备第3旅7团1连连长苗保山和其他英模人物的事迹和经验，表彰奖励了298名练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和体育模范等。《解放日报》还发表《祝边区部队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的社论。从此，召开英模大会，表彰先进典型的方法被推广到全军部队，从而推动了练兵运动的深入开展。

   许多部队在练兵时，还十分注意劳逸结合，并尽可能改善物质文化生活，保护指战员的练兵热情。为加强干部和骨干培养，八路军、新四军都十分重视发挥各抗大分校、随营学校、教导团、教导营，以及教导队的作用。新四军送各抗大分校学习的干部达5000余人。八路军太行军区对参加高级干部会议的干部进行为期1周的军事训练，尔后又组织轮训队，分期分批地轮训了全部营以上干部。八路军一些部队在整训中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1／4的战士达到能读能写，3／5的干部能读报纸。

   八路军、新四军的军区、军分区，在整训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同时，对民兵和自卫军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整训。仅淮北军区1944年冬就组训民兵10万人，还建立健全了乡以上武装委员会，调整了干部，明确了指挥系统，并开展争创民兵英雄活动。经过整训，人民自卫武装的军政素质明显提高，成为主力军的强大后备军和配合主力军举行反攻作战的重要力量。

   这次整军，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最大的一次整军，成果之大，前所未有。经过整训，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融洽了，内外部团结增强了，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也有了很大改进。在军事上既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又培养了干部练兵、带兵、养兵、用兵的能力，为建设和发展正规兵团培养了骨干。通过整训，有效地提高了训练质量。

   山东军区特务团干部射击命中率达96％以上，战士3发3中者占78％。晋绥军区4大技术的平均成绩都在良好以上。据第358旅统计，步枪射击命中率由练兵开始的48.5％提高到90.5％。特等射手由174名增加到433名。轻重机枪射击原来成绩很差，到冬训结束时，全旅除4名普通射手外，均达到了特等、优等射手的标准。山炮射击从卸炮到发射由15分钟减到2分40秒，实弹命中率达到100％。投手榴弹，全旅平均由25米增到40～69米，其中投弹标兵26名，还创造了投弹72米的最高纪录。

   举行全面反攻

   1945年初，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以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和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条件，确定在德国投降后2～3个月参加对日作战。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2月底控制吕宋岛，6月底占领冲绳岛，从东、南两个方向进逼日本本土。

   在日本法西斯行将灭亡，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于4月至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规定了解放区的军事任务，即：“动员军队与人民，从各方面来准备大反攻，及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1945年6月。

   至大反攻前，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近90万人，拥有各种枪43万余枝（挺）、各种炮475门、掷弹筒2600余具，控制着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苏北、苏中、苏南、浙东、淮北、淮南、皖江、豫西、鄂豫皖、湘鄂赣17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9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民兵达218.7万余人，控制县以上城市100余座。1945年春季统计数，参见《抗日战争时期档案?实力统计》第1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和敌后解放区的发展，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美国随即出动数百架Ｂ－29轰炸机，轮番轰炸日本本土，并于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美军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百万苏军进军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1119页。8月10日至11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布七道进军命令，主要内容为：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晋绥、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作战；对收复之各城镇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88～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正当解放区军民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之际，蒋介石却于8月11日连续发布三道命令，命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蒋介石致第18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电报，1945年8月11日。

   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令国民党军各部“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上述命令的用意显然是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1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严正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投降。同日，朱德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部队，除被国民党军包围者外，应立即向解放区军民投降。《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解放区军民随即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发起全面反攻。

   全面反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向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线进军。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次日，再次电示各区党委，要求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并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同时，延安总部连续发布7道进军命令。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延安总部的命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93万多军队和220多万民兵在根据地亿万人民的支援下，立即进攻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占城镇与交通线，并向大中城市推进。山东军区部队攻占县以上城市22座，包围了山东省会济南和青岛、徐州等城市，切断胶济、津浦等铁路线。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及县以上城市13座，包围北平，攻入天津及河北省会保定和石家庄等重要都市，切断边区境内的所有铁路线。晋冀鲁豫边区部队攻克县以上城市25座，逼近河南省会开封和新乡、归德（今商丘）等城，切断同蒲、平汉、陇海、德石等铁路线。晋绥军区部队攻克县以上城市7座，逼近山西省会太原，攻入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切断同蒲路北段和平绥路西段。河南军区部队攻克县城两座，向郑县（今郑州）西面和南面的铁路线推进。新四军攻克县以上城市17座，攻入芜湖，逼近上海和湖北省会武汉、江苏省会南京、浙江省会杭州等大中城市，切断津浦路南段和沪宁、沪杭等铁路线。华南抗日游击队攻克县城1座和许多据点，切断广九铁路。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收复了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等57座城市，解放了东北全境。

   第二，夺取中小城市，控制广大乡村。

   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逼近大中城市时，日本于8月14日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宣布投降，这正是人民抗日武装夺取大中城市的有利时机。然而，国民政府与美日伪勾结起来，使人民抗日武装夺取大城市之计划不能实现。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命令蒋军加速向沦陷区推进，抢夺抗战果实，同时又令日伪军拒绝向抗日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并要他们守住占据地区，等待蒋军受降。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抗日武装缴械。对蒋军以外其他军队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在美蒋日伪勾结的复杂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决定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而以必要兵力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中共中央认为，原定力争大城市的方针是对的，但形势变了，只能得些小城市与乡村。“得不到大城市，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叫做无可奈何。力争的东西似乎争不了，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指示》，1945年8月23日。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新方针指导下，各军区立即调整部署，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外，主力转取中小城镇和控制广大乡村。至日本签字投降，又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攻克县以上城市57座及港口城市秦皇岛、烟台等地。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克县以上城市15座和一些重要集镇。华南抗日游击队攻克许多小城镇。

   从全面反攻开始至日本签字投降，在不足1个月的全面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紧抓住战机，积极地向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交通要道进攻，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多座，一度切断了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迫使其向大中城市退却。据不完全统计，共歼灭日伪军7.6万多人，缴获长短枪7.3万余枝，轻重机枪900多挺，各种炮160多门，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三，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但是，在中国战场上被人民抗日武装包围的日伪军拒不缴械投降，还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继续打击日伪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

   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继续英勇作战，一面抗击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一面继续打击不向我军投降缴械的日伪军。至年底，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又从日伪军手中攻克县以上城市90多座，以及东北地区的一些城镇，完全收复了热、察两省和晋、冀、鲁、豫4省广大地区，使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打通了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新四军在华中地区一面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又积极进攻日伪军，又攻克县以上城市8座和许多集镇。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反攻，至9月底，收复城镇60余座，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在这一阶段作战中，人民抗日武装共歼灭日伪军32.2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7万多枝，轻重机枪4100多挺，各种炮1100多门，攻克县以上城市100余座。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0余万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多枝、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炮1800多门，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抗击了58％～69％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场全民族抗战。经过长达14年的浴血鏖战，中国人民终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历史性的辉煌胜利。

   这个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里程碑。

   这个胜利，一举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是这个历史奇迹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清楚地表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开辟和坚持的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随着战争的进程，愈到后期愈显出其重要性。

   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友军英勇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在抗战的全局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只发挥了战役和战略上的配合作用，但它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日伪军，与正面战场一道形成了对敌人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加速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主力回师确保占领区，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人民抗日武装以独当一面的战略姿态屹立于敌后，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勇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在局部反攻和战略反攻阶段，我军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极大地消耗和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进而促成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并捍卫了自己应得的胜利果实。

   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敌后抗战无时无刻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着重大影响。举凡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如遏制日军北进，策应苏联卫国战争，延缓日军南进，支援美英军太平洋对日作战等等，敌后战场均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国际人士不乏公正的评论，一些直接进入敌后战场采访或亲历敌后抗战的国际友人，更不乏客观真实的记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忠实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敌后大力宣传、动员、组织与武装人民群众，展开了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外交斗争在内的全面对敌斗争，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建成了一支来自群众、依靠群众的人民军队，它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贯彻军政、军民、官兵一致的原则，从而使敌后战场形成团结抗战的整体。这对于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开展广泛而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人民军队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的主要作战形式。持久而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与发展了自己，而且牵制和消耗了敌人，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壮举。敌后游击战争具有人类以往游击战争所不具备的鲜明特色，这表现在：它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在战略上承担着独当一面的任务；它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它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它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相配合的；它不仅由正规军承担的，而是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正是这种广泛的群众性酿造了丰富多彩的游击战术；它不是永远停留在游击战状态，而是随着战争的进程，逐步向正规战发展，使之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因此，这种游击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毛泽东选集》，第2卷，499、405、474页。

   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抗日武装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长期的、残酷的并且脱离大后方的游击战争中，如果没有根据地作依托，人民抗日武装就无法生存发展和坚持长期抗战；而有了根据地，就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就能保存与发展自己，消灭驱逐敌人，争取抗战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人民军队执行的游击战争同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流寇主义的游击战争的根本区别之一。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人民抗日武装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自身也取得巨大发展，正规军由出师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7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并拥有根据地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多。这支雄厚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