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教师节不该只存在“怀旧”中

年年做教师节专题，年年在怀旧，好像那个“最美”的教师节永远只存在过去的时光里，而这种“最美”，无一例外地在文字之间隐含着对当下“教师节”日渐褪色的失落与揶揄。 

也难怪，不知从何时起，见诸媒体的“教师节”就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让人欲言又止的字眼。 

其实认真说来，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职业节中，“教师节”的社会影响最广泛，知道“教师节”是哪天的，肯定比“记者节”“护士节”“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哪天的要多得多；同时，“教师节”的“级别”极高。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将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与“记者节”的协会性、“护士节”的舶来性不同，“教师节”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具有国家政策的权威性。 

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的公共政策划分——实质性公共政策（主要涉及公共资金投入）与象征性公共政策，“教师节”可归入象征性公共政策，即“那些创造情感忠诚的政府行为(爱国主义、忠诚、顺从或民族自豪感)或把社会地位赋予社会上的关键人物”；

结合著名政策学家戴维·伊斯顿的论述，“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不难看出：

我国“教师节”的确立，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立法程序明确赋予教师这一关键人群特殊的社会定位，目的是实现“尊师重教”这一价值的权威性，以此影响公众对教师群体的观念，在全社会创造尊重教师的情感氛围。 

“教师节”的诞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此前，教师地位一度降至历史低谷。

由于不尊重教师甚至人身伤害教师的现象频繁发生，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于1983年8月联合发出《关于坚决煞住侮辱、殴打、伤害教师邪风的紧急通知》。

而这一历史时期，国家正加速探索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普九义务教育构想，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成为改革成功的基本保障和重中之重。

这些，便构成了“教师节”政策制定的宏观背景。 

春江水暖，一如本期“教师节”专题中所不约而同地呈现的那个“怀旧”的年代：

湖北的赵涓老师与学生和学生家庭那种水乳交融的情感；

江苏的薛琴老师所亲历的“每逢教师节，公社会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公社书记会亲自到场讲话，每个教师会发一个纪念品，今年发一个茶缸，明年发一个面盆。每个纪念品上都会印上一些红漆漆的字——庆祝第几届教师节，×××公社赠”；

福建的郑文庆老师心心念念的那本学区工会赠送的《现代汉语词典》——“教师节”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其时社会整体的“尊师”氛围。 

当张学勇老师疲于应付“教师节”的各种“联谊庆祝活动”，感叹“还是平静一点、平淡一点才好”；

薛琴老师感叹的却是“如今我们的教师节确乎寡淡了些，真心少了一些仪式感”，

看来截然相反，其实一体两面地折射出，“教师节”的属性变迁——

 如果“教师节”曾是国家赋予教师群体以特殊社会地位的公共政策，“尊师”是国家立法机构确立的社会权威价值，

那么今天，

一方面，“教师节”作为象征性公共政策一段时期内未获实质性公共政策同步支撑，导致各地主办规格参差，主办者长期动力不足，越来越趋向形式化；

一方面教育价值和需求多元的混沌背景，导致教师评价主体和标准多元化，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师？各种群体莫衷一是；

与此同时，教师“专业化”理念的兴起，试图从教师内部重新检讨、定位旧有的教师价值，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形势的发展，这些都让曾经鲜明的、不容置疑、几代教育者长期固守的价值变得松动、模糊，一如这让人疑窦丛生的“教师节”。 

或许，我们从“教师节”的源头处可以找到重新赋予“教师节”以时代活力的灵感。

一直以来，“教师节”的提出存在着两个版本，一个源自1984年12月北师大校长王梓坤等人联名倡议（“北师大校长王梓坤倡议每年九月为尊师重教月,建议九月的一天为全国教师节”，光明日报，2000,9,6,）；一个源自1981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四次会议上，吴贻芳、方明、叶圣陶、雷洁琼等联名提案“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建立用了五年时间——方明先生谈教师节的由来”《北京青年报》，2002，9，10） 。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哪个版本的提出，都带有“自下而上”的色彩，这跟其时大多数中国教育政策“自上而下”进行相较很不寻常，显示出教育政策领域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发展的进步，即使，这两个版本的提出者都带有鲜明的“精英”色彩。

所以今天，我们更期待发扬“群众路线”的良好传统，让“教师节”所代表最广大的利益方——普通教师将植根一线的生机勃勃的创见和诉求，为“教师节”注入新的时代活力，让“教师节”重新成为“教师”的节、尊重教育价值的节。

作为一家具有影响力的杂志，站在一线教师的立场发出倡议，正是我们的初心所在。 

我们有一些极好的证明。 

比如吴小霞老师的《一场没有预约的惊喜》。

教师节那天，在毫无提前预知的情况下，校长精心设计“悄悄到所有教师子女所在的学校，让教师的子女给自己的父母录了一段视频”，当措手不及地听到大屏幕上儿子稚嫩地倾诉“妈妈，我是老师的孩子，我知道你陪伴学生的时间被陪伴我要多，但我是男子汉，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吴老师的眼泪如决堤之水，夺眶而出！ 

不再像张学勇老师自嘲的那样，在主席台上“披个被面，拿本证书”，高高地站着，其实只是被人观看，成为某种标准单调的被悬置的师德符号；

也不会像薛琴老师描述的，收不收那束学生送来的花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尴尬，把“教师节”蜕化为一种以物质标识的形式，并陷入一种强迫式、小心翼翼地计算“感恩”还是“送礼”的雷池与金额；

更人文，更有创意，更关怀每一个体，便是这个时代“教师节”会有的样子。 

祝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也祝大家中秋快乐！